早在一年前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同行就神秘兮兮地透露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，现在他们正受命做调研、提建议，要求是道理在哪里，报告就写到哪里；不要有条条框框，就怕思想不解放。

一年过去了，10月20日至23日，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法治中国成为全民的共同期待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，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。

作为一名宗教学者，笔者感受最深的是，全会提出要建立全社会、全民的法治信仰。全会强调，要“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”，“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。”“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，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。”“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，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形成守法光荣、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，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。”“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。”

在人类历史上，法治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西方，有人与上帝立约的说法，人必须信守对上帝的承诺。近代以后，人对上帝守约就转化为信仰法律的精神资源。中国没有这一观念，中国人的法治意识因此更具有人文的底蕴，这就是宪法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人民内心的认同，是人民意志的表达。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，但世界的法治化确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追求。法治程度的高低成为衡量当代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指标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中国人本主义的文化背景下，建立法治意识或曰法治信仰具有特别的难度。这就是信仰的根基不是来自世俗世界之外的权威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世界，表现为五花八门的欲望与诉求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多占有生存与发展的资源。在缺少外在神圣权威约束的文化背景下，期待每个人都能遵守乡规民约、服从法律、敬畏宪法，除了需要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、公正的法律实践，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，这就是法律的文化自觉。全体公民必须像宗教徒信仰自己的神一样，在内心深处认可宪法法律的至上权威，在职业工作中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，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。认可是内心的接受，维护是依法做事，尊重则是遵从法律的审判。只有建立起法治信仰，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中国，这就是全会报告所说的要做法治的“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”。

在美国当代法学家哈罗德·J·伯尔曼的名著《宗教与法律》中，有这样一句名言：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”毋庸置疑地强调了法律需要被作为神圣事务对待。他还认为宗教对于法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，这就是，“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、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。”“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，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，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。”如何才能建立信仰？如何对待神圣？这恰恰是宗教的长项所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宗教界理应能够为建立法治信仰、建设法治中国作出独特的贡献。

2013年，习近平主席曾说：“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，要守住底线。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，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，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，伸手必被捉。心中要有敬畏，知道什么是高压线，想都不要想，一触即跳，才能守得住底线。”很显然，要像佛教徒敬佛一样，敬畏权力，遵守法律。习主席的论述为我们吸取中国宗教文化资源、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。

（来源：2014年10月28日《中国民族报》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编辑：霍群英）